内卷与躺平，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一、从吃辣椒说起
之前在《原来如此｜你准备吃多少辣椒？经济学诺奖得主视角的分析》一文中（2023-12-04 ，澎湃商学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班上新来了一位欺软怕硬的同学张三。刚来的张三不了解班上同学的性格，但是他知道，人的行为会暴露其性格特质。特别地，张三认为，吃辣椒的人性格通常会倾向于强悍。第二天一早，平素不吃辣椒的你和嗜辣的李四一起吃面条，桌上有一碗切碎的小米辣。好巧不巧，欺软怕硬的张三一屁股坐在了你们俩的对面。这个时候，你和李四都需要做选择：要不要往自己这碗面条里加小米辣？加多少？
当时我们做的思想实验是：怕辣的你佯装强悍往自己碗里加小米辣是没有意义的，原因是：你身边的李四为了向张三发送性格强悍的信号，会放比平时更多的辣椒，直到辣椒的量让你受不了为止。这么一来，你强撑着吃辣就失去了意义。于是，最后的结果——李四吃下“过多”的辣椒，而你则选择不吃。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这里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你和李四两人都知道自己的性格特质，但对张三来说，这是他的信息盲区。于是，吃辣椒这个行为，就不只是增加效用的消费行为，同时还成为向处于信息劣势的张三释放自己性格特质的信号发送机制。
如果今天早上和你们一块儿吃早餐的还有一位同学王五，他平时也吃一点辣椒，因此比你更扛辣，那么李四就不得不放更多的辣椒。
如果这时候来了一群和李四一样的平时就嗜辣的同学，而且大家已经得知张三这人的习惯是，在找到一个可以欺负的人之后，就不再欺负其他人。可以想见，在李四和其他嗜辣的同学之间，就可能展开一场关于吃辣的激烈比拼。这些平素嗜辣的人也会在心里暗骂：“太卷了。”
如果把餐桌上的小米辣换成没那么辣的杭椒，那么李四这个群体可能就得被迫吃下更多的辣椒。于是我们可以说，在吃辣椒的量这个维度上，他们“卷”得更厉害了。
有内卷的，就一定有躺平的。这个时候，你和那些不太能吃辣的同学，一定会选择置身事外，一边悠闲地吃着和平时一样口味的早餐，一边看着那些能吃辣的同学“卷”成一团。你们就是所谓的“躺平”一族。
如果我们先把辣椒看成学历或者文凭，再和诺奖得主斯彭斯一样，把文凭看成求职者在劳动市场上向雇主发送关于自身能力强弱的信号，就不难理解，现行的应试色彩强烈的教育领域，为什么会内卷出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奇怪现象。
二、“卷”从何来？
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卷，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竞争状态。上述关于信号发送的逻辑，其实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内卷。换句话说，信息不对称并不构成“内卷”的充分条件。实际上，它也不构成必要条件。
那么，“内卷”的根源是什么呢？
内卷的根源，在于竞争格局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第一，资源高度稀缺；第二，赛道单一；第三，系统封闭。
先看资源的稀缺程度。在人类社会中，稀缺和竞争是同义词。一项资源，稀缺程度越高，市场价值就越高，围绕它展开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反过来，某个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一定意味着这个领域里存在着非常稀缺的资源。
如果张三的所谓“欺软怕硬”其实并无伤大雅，只是表现为张三在日常生活中说话声音的大小，那么像李四这样的人再通过吃过量的辣椒来发送信号，就得不偿失了，于是围绕吃辣椒而展开的“内卷”也就烟消云散。
再看赛道单一。赛道单一的本质是，围绕稀缺资源展开的竞争维度单一。比方说，在上面的例子中，潜在地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向张三发送信号只有吃辣椒这一种途径。如果还存在其他发送信号的渠道，比如肱二头肌的大小，组织领导能力的强弱，辩论时的气场，打牌下棋的风格，酒量，饭量等等，那么在吃辣椒这个维度上的竞争就会趋于缓和。
上述资源高度稀缺并且赛道单一的竞争格局，往往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显著特征：系统封闭。实际上，之所以称为“内”卷，系统封闭是最直接的原因。
“内卷”对应的英文是involve。直接观察这个词的前缀和词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句俗话：“螺蛳壳里做道场”。Involve的前缀in-，含义是向内，而词根volv则代表“转动、卷”。
反过来，如果是一个开放系统，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带来的自然就不是向内转动，而是向外发展。这对应的英文是evolve。它的词根和involve一样，只不过前缀换成了表示“向外”或者“外部”的“e-”。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演化”。不难理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上，生物的演化呈现出日益复杂多样的特征，根源就在于生物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系统。
三、向内卷，还是向外卷？
“十四五”规划明确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作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就体现了开放对于经济系统的重要性。经济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竞争系统。
传统的农耕文明，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整个社会被分割为一个一个的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内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构成，相互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孤立和隔膜。以这种封闭的小共同体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不出意外地引起了激烈的内卷，整个社会也就数千年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而不能自拔。而一旦经济从封闭转向开放，短短数十年间，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研究团队刚刚完成的一项研究也与此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交通条件一直在不断改善，其中各中心城市到上海的交通自然也越来越便捷。
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这种改善对于上海周边的城市而言，并不天然意味着利好。原因很直观：到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的交通更为便捷，既能方便各种资源向本地集聚，也为超大城市虹吸本地的资源和经济机会提供了便利。后一种情况，就是人们常说的超大城市对于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而前一种情况则对应着超大城市对于周边的正向“辐射”效应，或者说发挥了“龙头”作用。
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长三角区域内上海周边地区的中心城市而言，交通便利程度的提升对于这些城市的发展，的确既可能产生有利的“辐射”，也可能产生不利的“虹吸”。具体而言，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上海对周边城市不利的“虹吸”效应起着轻微的主导作用；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上海对周边城市的正向“辐射”效应就变得非常显著了。
这个研究所揭示的规律表明，对外开放这一让中国经济脱离内卷的轨道，向着更加复杂、多样和高级的经济结构发展的重大战略，不仅使得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获得极为可观的收益，同时也让我们的国内大循环变得更加有效率。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史，出版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大国经济学》（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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