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9日，美国纽约白原破产法院同意美国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在其个人破产程序中，针对其1.48亿美元诽谤案赔偿判决提起上诉。
在美国法律界和政坛，朱利安尼都是活跃人物。他是检察官出身，曾在1994、1997年两度出任纽约市市长。在城市治安问题上，朱利安尼援引“破窗理论”，赶走时代广场的乞丐和妓女，带来治安状况的明显好转。2001年“9·11”事件中，朱利安尼不畏艰辛，带领纽约走出恐怖袭击的困境，成为“国民市长”，并成为当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市长任期满后，朱利安尼进入法律界，于2018年4月成为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之一。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朱利安尼代理特朗普启动一系列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诉讼，他个人也屡屡发言指斥选举中的问题。
正是这些言论，给他带来了巨额的侵权赔偿。因为涉及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他先是被多米尼恩投票系统公司（Dominion Voting Systems）起诉诽谤，法院随后判令朱利安尼13亿美元赔偿。另外，两名乔治亚州的选举工作人员也认为朱利安尼的言论涉及诽谤，提起巨额诉讼。2023年12月初，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裁令朱利安尼支付1.48亿美元的赔偿金。甚至，朱利安尼还拖欠着高达130万美元的律师费。
在诉讼缠身、债台高筑的同时，纽约州、哥伦比亚特区还先后吊销朱利安尼的律师证。在穷途末路中，个人破产成为拯救朱利安尼于债务泥淖的神器。2023年12月21日，朱利安尼正式提交破产申请。
朱利安尼列举的债务可能有1亿-5亿美元，但他申报的财产额度不过1000万美元。由于涉及债务上限，他不能适用《美国破产法》第7章破产清算或者第13章个人债务重整，而只能启动第11章重整程序。这一选择，看似限制重重，实际上为朱利安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市长破产这个事本身，其实也不算稀奇。比如2011年2月17日，美国弗吉尼亚西区破产法院就曾裁令批准时任市长拉里·斯密斯（Larry Smith）及其妻子的第7章个人破产申请，免除债务额188万美元。
甚至文学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素材。比如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也讲了卡斯特桥市长亨察德破产的过程——
迈克·亨察德是一个捆干草的打工仔。年轻时酒后发昏，玩笑成真，以5个几尼（英国旧货币单位）的价格卖掉了妻子和幼女。酒醒之后，亨察德痛不欲生，宣誓戒酒，然后前往卡斯特桥市另谋出路。
在卡斯特桥，亨察德白手起家，精力旺盛加上经营有方，通过用近二十年的努力，他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粮草商人。随着声誉和口碑的提升，亨察德逐渐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随后众望所归地出任卡斯特桥市长。
有一天，亨察德的妻子苏珊和女儿伊丽莎白找上门来。通过重新结婚，他们再度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家人。
这个时候，亨察德“通吃”政商两界，如日中天。如果不是他出售了一些沤水的粮食，他的口碑和地位只可能更好。亨察德也为这批沤水的粮食发愁。
问题带来转机。路经卡斯特桥的唐纳德·法夫瑞，不仅为他带来解决水沤粮食的方案，随后成为“亨察德粮草商行”的经理。然而，法夫瑞和亨察德之间的工作“蜜月”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亨察德的刚愎自用和粗鲁无礼，以及两者在商业经营技术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两人分道扬镳。法夫瑞另起炉灶后，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与亨察德直接竞争，但很快就成为亨察德不能忽视的对手。不管在商场还是政坛，两者的冲突都在积聚。
内外交困的亨察德，求胜心切。他与法夫瑞短兵相接，打起了价格战。亨察德听信巫师对天气的预测，认为未来的风暴天气将会带来巨大商机，因而全力出击，高价囤积大量粮食，试图一战而胜。坏天气并未出现。为了及时跟上下游商业伙伴结账，他高价买进的粮食，只能低价抛售。
亨察德的破产，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哈代在细致入微地写了破产的详细情节：
负债的人和那些债主们会聚的那间屋子，是靠近前街面的一间，……对他的盘查已经结束，那些债主就要纷纷离去。……
“先生们，”他说，“除了刚才我们谈到、并且列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财产以外，还有这些东西。这和俺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全都是属于你们的，俺不想留着不交给你们，我不想。”他这么说着，就把他那块金表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掏出他的钱包——所有农夫和商贩使用的那种黄帆布钱袋——把它解开，把钱都抖搂出来，放在桌子上金表的旁边。他很快又把表拿回来一会儿，把露赛塔做了送给他的粗毛织物护套脱下来。“好了，俺现在是把所有一切都给你们了，”他说，“而且俺但愿能给你们更多。”
那些债主，这些农夫，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看那块表，还有那些钱，又向街里面望过去，这时天气堡的詹姆斯·埃沃旦说话了。
“不，不，亨察德，”他热诚地说，“俺们不要那个。你这样是值得人敬重的；可是你留着吧。你们说咋样，乡亲们——你们同意吗？”
“咳，当然喽，我们一点也不想要。”另一个债主格若沃说。
“当然是让他自己留着呀。”后面另外一个人小声说道——这是一个沉默寡言、老成持重的年轻人，名叫包德伍德；其余的人都一致随声附和。
“好，”首席专员对亨察德说，“虽然这宗案子是无可挽救的一宗，我还是得承认，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负债人的所为比这更正派的。我已经确认过，这份资产负债表是尽可能诚实地做出来的，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这里没有任何推诿也没有任何偷漏和隐瞒。轻率的交易造成了这种不幸的局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我所能见到的而论，已经做了一切努力避免亏待任何人。”
显而易见，亨察德在破产程序中诚实的言行，得到了包括首席专员和债权人在内的一致认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亨察德显然属于“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也完全做到了在破产程序中的诚实破产。通常情况下，这类主体正是个人破产制度的理想债务人，个人破产程序会千方百计为这类债务人提供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哈代的笔下，这个破产程序充满了善良的光辉。在破产程序之内，债权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原谅了债务人亨察德。而在破产程序之外，亨察德也用力所能及的行为来展现人性之美：他在破产程序中想要交出但并未被接纳的金表，并没有成为自由财产而据为己有。在被债权人会议拒绝后，亨察德把它拿到对面的表店，按照店小二的出价卖掉，然后把这笔钱给了一个小额债权人。
哈代在1886年写完《卡斯特桥市长》。那个年代，正是英国破产法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英国早在1542年就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破产法，对破产行为施以刑事惩罚。其后，英国破产法屡经更易，诸多改革都成为今天破产法律制度的先声。1705年引入了余债免除机制，经五分之四以上债权人同意即可免除债务；但该免责门槛过高，个别债权人就可绑架整个破产程序，因此1842年的改革把是否给予债务人免责的问题交给法院决定，1849年又通过立法把债务人分为三六九等。而1861年的破产法改革中，将破产的主体从商人扩充到非商人，更是让广大普罗大众享受到破产制度的“红利”。
哈代写作《卡斯特桥市长》的年代，正是1861年破产法在实施中寻求进一步改革共识的阶段，为现代破产制度奠定重要基础。显而易见，哈代注意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变化，尽管亨察德的崛起与衰落本身是个悲剧，但亨察德破产本身，却温情脉脉。
掩卷沉思，浮想联翩。不管是虚构的“亨察德”，还是现实中的朱利安尼，他们都是需要个人破产救济的债务人。市长也好，前市长也罢，套用孟德斯鸠那句耳熟能详的话，在破产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债务人就是整个国家。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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