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建言：数字经济领域要稳慎出台收缩性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陆铭

“各级政府应以自身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为支撑制定数字经济产业规划。此外，出台政策要稳慎，避免因舆情的压力出台产业的收缩性政策。”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接受澎湃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说道。

今年全国两会，陆铭带来《关于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他表示，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挑战，需要探索降低制度成本、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促进激发创新活力，切实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制定必须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一些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规划重点不够突出，如某中等城市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高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5G通讯与新一代物联网、集成电路、产业互联网等都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陆铭指出，这种大而全的发展规划反映出，很多地方的数字经济规划可能并没有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缺乏构建数字经济生态意识。

而有些县城的数字经济支持政策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和项目落地等均有财政补贴，缺乏对于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还容易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进行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

陆铭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时，必须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地方特色、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基础等多方面因素。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产业政策，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以构建产业生态为抓手，推动数字经济规划与实体经济现状深度融合。同时，在中央和省级层面应该对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增强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性，避免项目盲目上马、资源浪费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要区分前沿性的数字经济创新和具有普惠性的数字化转型，前沿性的更多由市场推动，客观上集中在少数城市和少数企业，普惠性的则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政府更多提供基础设施，并为城市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企业自主选择数字化转型模式与路径。”陆铭指出，数字经济有一些是创新性的，有一些是普惠性的，越是头部的城市越有条件去做创新性的数字经济，非头部城市就要更加注重普惠式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差异化更新的格局。

他表示，创新活动的集聚程度比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还要高。绝大多数的三四线城市、中小城市，发展创新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基本上不太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需要地方政府好好思考，一味的盲目而上肯定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陆铭说。

稳慎出台收缩性政策

领军数字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上下游中扮演关键枢纽角色，为行业提供创新能力、平台、资金、应用经验和人才资源等，但这部分头部企业，近年来出现创新业务减少、对外投资减少、市值减少、大规模裁员等情况。

为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陆铭建议，放宽多个重点领域的市场准入，明确重点敏感行业和非敏感行业的区分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负面清单管理和法治化为基础促进民营企业大胆投资。在制度层面，破除对于民营科技企业的隐形歧视，避免损害民营科技企业的活力与竞争力，推动带动该领域的创新技术积累、带动就业等。

陆铭认为，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塑造民营科技企业相关典型案例，积极协助民营企业和平台企业回应社会舆论关切，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需要重视关于民营科技企业相关的社会舆情，避免因为非理性的负面舆情形成紧缩性政策。与其通过不发展来回避问题，不如在发展中去解决问题。政策的出台需要更多考虑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的问题。尽量避免进行全行业、全产品、全链路一刀切式的管制。”

陆铭建议，对于新兴的事物需要更加的包容和多元化。同时，在相关政策实施过程当中，提高效率和反应速度。

“新的商业模式，的确有可能带来很多传统的商业模式没有的业态和行为，还是要加强研究。在达成共识之前，对新产生出来的功效，要审慎、包容。一旦不谨慎，形成负面的约束性机制，很可能对相关业态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陆铭建议，正向的鼓励政策，比如重点行业做数字化的转型，可以设立专项资金进行扶持。负向政策，要稍微放松一点，尤其在经济下行、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负面约束性政策要稳慎推出，避免对于产业发展形成不可逆的伤害。

充分相信市场，充分相信企业

对于在数字经济领域可提升的空间，陆铭指出，中国在人才储备特别是最前沿的工程师的储备、社会和政策的开放性包容度、融资方面，都还有一定的空间。

“比如，美国拥有来自全球的人才，形成了人才高地。美国的资本市场也形成了开放式的经营模式，对新兴行业的估值容易反映其未来的增长趋势，资金也可以大量地投入。”

另外，大语言模型方面，英语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势，数据来源是全球性。大量前沿的科学性内容，实际上是以英语的语言形式存在的。数据越丰富，精准性越高，用来训练模型所产生的效果越好。

“我国资本市场相对来说开放性包容性还是不够，再叠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并不是非常好，有实力的资金，现在对于投资中国也有犹豫。”

对此，陆铭建议，如果不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或战略性领域，政府要把它交给市场去做。此外，地方政府发展数字经济，可以邀请企业一起界定数字经济人才的标准。陆铭表示，新兴领域，如果还采取传统模式的标准化、流程化，给企业或个人打一个标签，很有可能最后适得其反，导致该鼓励的市场紧缺人才，进入盲区，政府优惠政策鼓励的，市场却并不紧缺。

“还是要充分相信市场，充分相信企业。”陆铭说。